Walking Farther And Farther: 戏剧

到现在还没想好

Wed, 07 Sep 2005 16:04:22 GMT

《到现在还没想好》，这或许描述了现今很多人的生存状态，包括我。晚上去人艺实验剧场看了这部听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剧，去之前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对于中戏学生的那些戏剧，我早已颇感失望。而当两小时后，小剧场的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我如同倏地被注入了很多能量似的。这部戏号称是专门为“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排演的，表现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求与惧怕。飘着，这是他们的状态，对于那些迫切的事情，他们往往是到现在还没想好。

《到现在还没想好》采用的是戏中戏的形式，演员们的表演和台词都十分的诙谐幽默。那些对于现实生活的仿戏在我看来尤为出彩。戏剧的效果就是能将现实放大，观看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我们笑了，于是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与可怜。在现实中，我们善于并渐渐乐于做的，就是将自己一层一层地伪装起来。回想起剧中的台词：

“我爱你”这三个字，你有多久没说过了？
“我爱你”这三个字，你有多久不敢说了？
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敢告诉他吗？

看似夸张可笑的故事，三行平平常常的句子，却让我突然间意识到了编剧和导演的良苦用心。即便是幽默，那也是黑色的，就像《手机》，笑也不会让你笑得酣畅淋漓。我又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同志电影《色情电影院》，想起了那个卖票的中年女人的话。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开始避讳起“爱”？在这部戏里，两个无知的男女，自诩为爱神，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极度的混乱。“夏编”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混沌，她的感情经历也颇为坎坷。她仿佛穿梭在逆行的人流中，那些撞上她的人使她吃惊，欢喜，最终却仍旧是擦肩。伪装，是她变得坚强的唯一途径，她想要讨好别人，是自己却不要是自己，不是自己却偏偏加倍非是自己。对于爱，她渴望，因为她一直在追求；对于爱，她恐惧，因为她不知道下一个来的又会是什么。于是，她矛盾，对于爱情，她到现在还没想好。

究竟该怎样做，这部戏没有明确的答案。最后的一幕似乎是编导的一个美丽憧憬，我们终究是要勇敢地面对爱，去接受爱的。《色情电影院》中的那个中年女人，她也不例外。当爱再次被提起的时候，它便真的会实现。

“这个世界，有太多绝望的人，他们绝望，是因为，他们爱着这个世界，并且仍然爱着。
“所以，我们奉献了这样一个作品，表达绝望之中，对这个世界的爱。
“沉默的时候，更需要倾听。但是，请不要保持沉默吧。如果你爱他，请在第一时间通知当事人。
“某一刻，如果我爱上了你，我真想告诉你；我爱你，某一刻，如果，我不爱你了，我也真想告诉你，我不爱你了。
“爱情，说到底，是一个战场，但它却是你自己和自己的战争。我希望，那个真实的我能够战胜其他的我。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我的灵魂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在哪儿。”

亲爱的我爱你。真的，我爱你……

由《屠夫》说开去

Mon, 29 Aug 2005 15:21:47 GMT

昨天夜里迷迷糊糊地写了一篇《屠夫》的观后感，到后来已经困得恨不得赶紧收笔，所写的文字也只能是浮及表面，未能深入其里。当初是郑榕提议复排《屠夫》的，但他当时也是十分犹豫的，他不清楚在现在这个讲究“实验”讲究“先锋”的时代，现实主义戏剧究竟还会不会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但首演的成功让他松了一口气，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屠夫》在当代仍具有强盛的艺术生命力，现实主义戏剧是不会过时的。

《屠夫》的成功也让我感到由衷的激动，甚至到现在我都难以平静下来。首先是有幸看到七十五岁的朱旭和八十三岁的郑榕这两位老艺术家的联袂演出，正如nana所说，这真可以被称为是“绝唱”。郑榕老师曾在《雷雨》中饰演周朴园，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我无法得见。遗憾总是有的，但能够看到两位老艺术家在经过岁月沉淀之后推出的晚年作品，在赞叹他们宝刀不老的同时，我更多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位高龄艺术家毅然决然地决定重返舞台？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为的是他们毕生追求的戏剧艺术，这是他们的信仰。是的，信仰，我现在总爱提这个词——信仰。他们一直在追寻信仰的路上，不管周围世界如何改变，他们始终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朱旭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灯光师，因为说话结巴，他一直工作在幕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走上舞台成为了一名演员，为了克服口吃的毛病，他在台词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每次接到戏以后，他都会将所有的台词抄到小卡片上，反反复复地练习。朱旭老师还十分善于学习，他看到舒绣文在每一段台词上都标上了轻重音和换气标志，便也开始要求自己这样做。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舒绣文的专题片，片中详细介绍了舒绣文准备台词的情景。片中，郑榕说舒绣文“把台词说活了”，而在现在的这些青年话剧演员当中，又有几个能像人艺这些老艺术家一样做到对台次进行反复研读、体会？正是因为对剧本研读不够，对台次体会不深，他们对于戏剧人物的性格塑造，往往也是不成功的。也许这正是现实主义戏剧在当代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现实主义戏剧本身生命力暗淡，而是因为剧作家对现实生活体会不深以至于创作出来的作品未能触及矛盾的核心，同时也因为演员生活阅历的狭窄，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去解读剧本，从台词中建立起鲜明的人物形象。时至今日，朱旭仍然保持着将台词抄写到小卡片上的习惯。他说自己是“笨鸟先飞”，郑榕也说自己天生笨拙，他们的经历确实带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现在很多演员都强调本色演出，也就是说强调角色性格的一贯性。但人艺的这些老艺术家则不是这样。他们什么戏都能演，比如舒绣文，她演《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演得那么好，难道现实生活中她就是像虎妞那样的一个人吗？当然不是。为了演好虎妞这一角色，舒绣文不知读了多少遍《骆驼祥子》，不知亲自向老舍先生请教了多少次，不知写下了多长的人物分析。这些老艺术家就是这样对待艺术的，他们凭借深入地探索和研究，通过亲身的体验与感受，将自己所扮演的人物形象分析得细致入微。什么叫做“把台词说活了”？我想，那应该是一种极致，它意味着演员完全地入戏，台词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语言。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林兆华和他的创作班子仍在陕西民间搜集民风、体验生活。谁都很难想象《白鹿原》被搬上戏剧舞台后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我有理由相信，它一定会十分的出色。

人艺近期除了第二轮推出《屠夫》之外，九月份还将演出《雷雨》，而到了十月份，新《茶馆》也将开始它的首轮演出。大戏节期间《玩偶》首演之后，我问导演程博峰，现实主义戏剧是不是只能在小剧场里面对那些热血青年？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其实并不想将《玩偶》定义为现实主义，他只是要讲述一个梦，“剧场就是一个造梦的地方”。到处都成了造梦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有那么多梦要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关注一下现实？也许有人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了，人民需要娱乐。难道这种简单的娱乐就真能让我们得救吗？我不敢苟同。这就好比你遇到一个美丽女子，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到，于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慰，将所有的美妙虚构成一场梦。这究竟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心理安慰？你就会这样满足吗？说到底，人还是现实中的人，谁都知道，梦其实是治愈不了创伤的。于是这就构成了欺骗，我们以此来欺骗别人麻痹自己，永远都不可能触及真相。

作为一名演员，对人物性格的苦苦求索就是对真理的追寻。有人把研究看成一种很不艺术的行为，以为天才与灵感就能诠释艺术的一切。看过《屠夫》之后，我对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艺术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并不是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创造并欣赏的。艺术是多元的，它面向着不同的受众。我们追求艺术，即是在追求真理，通往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而且每条路都不尽相同。艺术家们都是神的布道者，我以前一直认为是神挑选了他们，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与其说是神挑选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选择了真理，之后又得到了神的眷顾。他们的一生就是在不懈地捍卫着真理，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传达着神的旨意。

《屠夫》观感

Sun, 28 Aug 2005 18:10:51 GMT

《屠夫》第一轮公演的时候，我因为要准备考试错过了。从看过的人反馈给我的信息来看，大家普遍给予了《屠夫》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其中两位在人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朱旭和郑榕，大家对他二位更是敬佩有佳。今天，我终于亲自来到了首都剧场，观赏到了人艺这台被业内人士称为“日耳曼式《茶馆》”的经典话剧。回到家，回味不久前在舞台上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可谓是余音缭绕，感慨万千。

人艺就是人艺。看过大戏节的那些学生戏剧再来观看《屠夫》，实在觉得前者是多么的小儿科而不足称道。从开演到结束，我的眼光一直被牢牢地拴在了舞台上，我的意志与精神也一直跟随着台上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我想，《屠夫》的成功演出主要应归功于剧本的出色。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普列瑟斯和德国剧作家乌尔利希.贝希尔合作创作了这部讲述在二战中德国统治奥地利的背景下，发生在维也纳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的戏剧。屠夫伯克勒（朱旭饰）是一家肉铺的老板，他和妻子比内尔、独生子汉斯原本快乐幸福地生活着。但在第三帝国占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颁布了纽伦堡法律，伯克勒身边的几位好友都遭到了纳粹的迫害。妻子比内尔也成了纳粹的狂热信徒，加入了纳粹妇女协会，而汉斯则参加了纳粹的冲锋队，成了希特勒的忠实走卒。应该说，剧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德意志刚刚占领奥地利开始，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相对比前两天看过的《玩偶》，《屠夫》的叙事就显得自然流畅得多。诚然，话剧的叙事性肯定比不上电影与文学，但既然是故事，它的起因、发展、演变和结束都应当是符合现实规律的，那么作家在编写剧本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基本原则。《屠夫》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整个二次大战过程中的故事，但它的焦点是汇聚在屠夫伯克勒一人身上的。毫无疑问，伯克勒是该剧的主角，而周围那些与他发生关系的人也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群体。故事的发展循着时间的明线，同时也暗含着层层递进的关系。整台戏的节奏很稳，每一场的时间也都大抵相同，却一点也没给人带来流水账的感觉。每一场戏都会有矛盾冲突，从最初布拉特博士的被迫离开，到最后汉斯奔赴前线并丧生，矛盾在一点点地加剧。剧作家一直牢牢地抓住了伯克勒这一角色，赋予他自始至终保持下来的反叛精神。正是由于屠夫伯克勒形象的成功塑造，我们才得以透过他的思维看待这个荒诞的世界，从而使得整部戏达到一种很高的批判效果。剧作家塑造屠夫这一角色并将其作为剧名也是有其深刻的寓意的，在这个世界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屠夫？正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战争狂人，以及他们身后的那些邪恶黑势力团体。

当然，演出的成功还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属于演员们的。朱旭对于伯克勒的演绎实在是让人无可挑剔，伯克勒的善良、耿直、率真和幽默都被他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个场景：

伯克勒在火车站遇到了两个秘密警察，他们问他和刚刚坐火车离开的布拉特博士是什么关系。伯克勒直率的回答让秘密警察变得束手无策，同时，这也是对于纳粹最为辛辣的讽刺；

伯克勒得知自己与那个可恶的元首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感到十分的恼火：“他竟然还强占了我的生日！”；

面对盖世太保的严词讯问，伯克勒从容不迫，他的率真与幽默激怒了拉姆博士（郑榕饰），这也是我感觉最为精彩的一场戏；

汉斯即将奔赴前线，哈青格尔有意将他们父子俩安排在托斯卡咖啡馆见面。面对未知的战争，汉斯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他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痛哭起来。朱旭极为出色地将伯克勒作为父亲的慈爱以及他对于儿子未来的担心表现了出来，在看到伯克勒和汉斯伴随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跳起舞的时候，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悲壮；

最后，当再次见到布拉特博士的时候，伯克勒惊喜万分。而他表达惊喜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拿来了布拉特临走时交给他的水桶和扫帚，这是他这些年来一直珍藏的宝贝。

除了朱旭，我不得不提到的另一位出色演员便是郑榕了。年逾八十的老表演艺术家郑榕坐在轮椅上饰演盖世太保冯.拉姆博士，他的每一句台词仿佛都是调动了全身所有的力量喊出来的。我坐在第三排，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呼吸，看到他在奋力喊出台词的时候握在轮椅扶手上的颤抖的手。我真的被震撼了，对于这样一位将表演视为生命的艺术家，我所能做的只有深深的感激与由衷的钦佩。

很久没有看到过如此精彩的话剧了，每一场结束后，台下都会响起很长的一段掌声。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纷纷上台谢幕。当朱旭推着轮椅上的郑榕走上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不约而同地起身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刻，我真的感到激动万分，手掌到最后都拍麻了。掌声足足响了有四五分钟，朱旭和郑榕三次上前向观众谢幕，大幕这才最终拉上。

感谢朱旭、郑榕，感谢所有演员，感谢北京人艺，感谢艺术！

《玩偶》观感

Fri, 26 Aug 2005 18:09:11 GMT

晚上去东方先锋剧场看了音乐舞台剧《玩偶》，感觉不是很理想。故事老套似乎已经是当代戏剧创作的诟病，剧情的创新实施起来步履维艰，于是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形式的创新。之前看过的中戏大二学生的《蛛网》就是典型的企图在形式方面进行突破创新的实例，而且名字也不一样，叫做“形体戏剧”。在我看来，这种实验是失败的，过分的行为因素似乎并没有使得其表现力得到多角度的发展，反而使其变得更加的局限。《玩偶》的编导说，他认为这部戏的卖点应该是它的形式，他的初衷其实并不是想搞什么现实主义，不是想给大家讲道理，而只是想使用一个轻松有趣的形式而已。但整部戏看下来，我觉得那其中还是含有很多现实主义的东西的。有些观众也表示，他们认为这部戏的本质还是比较沉重的。那么这就表明，这部戏在编剧和导演方面出现了问题。

首先，剧本的结构有问题，开始拖拖拉拉，到最后半个小时又一下子跟赶火车一样。这样一来的结果是，观众在前半个小时会觉得这部戏很闷，继而感到疲惫，甚至产生离开的念头。到了玩偶与TOTO对话那场重头戏时，观众还不容易从刚才的情绪中跳脱出来。故事到了最后更是来了个急刹车，观众会觉得这一切变化来得太过突然，太过莫名其妙。TOTO怎么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弃恶扬善了？真露西怎么就一下子蹦出来了？节奏的突然加快是毫无理由的，也许是考虑到整部戏的时间，所以才决定加快速度？演出结束后，我的感觉是，整部戏没有能够牢牢抓住我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缺少核心吸引力。症结还是在剧本上。

编导究竟要通过这部戏表达什么？《玩偶》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十分模糊。是揭示人的贪婪？是批判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和出卖？是讽刺某些国家的当权者？还是仅仅想表达我们受制于他人和环境的现状？导演也说不清楚，那观众就更是一头雾水了。我认为《玩偶》的剧本要做较大的修改，它必须要突出一个主题，或者着力揭示一对矛盾，当然，这是逃不出现实主义的。另外，“玩偶”的特征应当在剧中被更加的强调。现在的情况是，玩偶的形象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可以被其他事物代替，比如一条蛇，或者一个像伏地魔那样的邪恶法师。我所说的突出是在舞美方面的，但具体的做法我还并未想好。一些观众抱怨灯光和调度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论是追光也好，电脑等也罢，都没有能够很好地为突出舞台效果服务。在我看来，虽然这部戏在灯光方面是有欠缺，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剧本本身就没能够突现一个明确的主题，就算灯光舞美调度再怎么出色，也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要说一说音乐。在与编导和演员交流的时候我只是问了一个大剧场小剧场的问题，但我想说却没好意思说的是，这部戏实在不能称得上是“音乐舞台剧”。对于剧中的音乐，我实在不敢恭维，与普通话剧中那些低成本配乐没什么太大的不同。而且演员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唱走音的情况屡屡出现。至于演员们的声线，那我们就更不能有什么太高的指望了，尤其是真露西那一段唱，听这实在让我有点不舒服。长得挺漂亮的姑娘，发声是挤着嗓子挤出来的，倒也真的是分外的可怜了。导演说他们在音乐方面的经费十分紧张，所以也无法进行较高水平的制作。经费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非得说自己演的是“音乐舞台剧”，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当然，《玩偶》还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的，比如布景，比如编导试图传达给观众的善意讯息，再比如演员们的努力。导演挑选演员不容易，尤其要感谢他挑选到传媒大学那对美丽的双胞胎姐妹杨晶和杨玲。开演前看着宣传册上这对双胞胎的照片，我就不禁感叹，美丽居然得以成双成对，这实在是一件幸事。

回到家的时候，我爸我妈正在看超级女生总决赛，我看了一个尾巴，就是那三个人依次揭开身前的数字牌，上面是她们各自的得票数。最后，那个叫李宇春的得了第一，一群愚蠢的所谓的粉丝们激动得又哭又喊。这就是我看到的本次“超女”的全部，也许我是太太太落伍了，那么就嘲笑我吧。下午又去唱歌了，和不同的人，唱歌很好听的人，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结果，依旧不确定

Mon, 25 Jul 2005 10:28:37 GMT

两天前去北大讲堂看国家话剧院的戏剧《哥本哈根》。在这之前，北剧场已经进行过一轮演出，但我不幸地错过了。即便是在军训，我也突破了重围按时到了场。《哥本哈根》是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根据1941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报道贝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并与他的老师波尔见面，最后不欢而散这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出的只有三个人物——海森堡、尼尔斯波尔和妻子马格瑞特——的话剧。现在我并没有写剧评的打算，对于这样一部信息量十分巨大的戏剧来说，我需要找来它的剧本细细体味一番之后才能更好地领悟其中的深意。至于演员的表演，我认为应该算是比较到位的。三人之中，何瑜显得略微有些“偷奸耍滑”，到后来可以看出他有些倦怠。不过总体观之，三位演员能在舞台上连续撑上近两个小时，还是非常不易的。

我喜欢《哥本哈根》，首先是因为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戏剧不同于电影，它更加接近于文学，演员的台词应当是高于生活有所升华的。如今的一些戏剧已经有一些“大众化”或者说“生活化”的趋势了，其主要表现就是台词的弱化。剧本的薄弱、表演的苍白，抛开需要严谨态度去面对的现实主义，掷下大量金钱追求舞美的华丽，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它并不能表明艺术家将艺术贴近生活的良苦用心，反而倒是透射出其反动的本质。这也正是我佩服杨婷的原因。看过中戏的几场戏之后，我感到了些许迷茫，我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我的守旧，还是戏剧艺术本身的衰落。观看《圣井》时，我又看到了希望，那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话剧，纯粹、严肃、超脱。一个朋友跟我提到她前不久欣赏《屠夫》的事情。当看到郑榕坐在轮椅上奋力地喊出台词，“把空气以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她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戏剧演员对于观众的冲击应当是非常直接的，但为什么我们却越来越感受不到这种震撼与感动了呢？

此外，《哥本哈根》是剧作家在详细研究了1941年两位科学家在哥本哈根见面这一史实之后的倾心之作，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剧作家是以一种非常冷静的态度进行的创作。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而且情节本身（从开头看来）颇为奇幻，但却丝毫没有斧凿的痕迹，使得这种倒叙、反复成为了艺术家的独具匠心的创新设计，让人为之折服。故事最终仍没有确定的结果，海森堡与波尔的会面充满着无尽的可能，让人有无穷的猜想，剧作家只是将种种可能性一一呈现给观众，而并没有进行判断。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人们会有很多联想，甚至会出现超出此剧本身提供的可能性之外的猜想。剧中的主人公都已经死去，于是他们能够反复地重现当时的场景，反复地体味其中的意义。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仍旧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突然间我想到了《蝴蝶效应》，即便我们能一次次地让时光倒流回到从前，这对于我们，对于既已发生的事实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结果，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绝对的，任何试图将其识破的企图都是徒劳而无获的。我们研究过去，只是为了弥补不曾有的人生经验，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存在问题。这也许就是塔科夫斯基以及毕加索等人所说的“发现”吧。

当天使来到巴比伦……

Mon, 25 Jul 2005 10:27:25 GMT

中戏的同学帮着搞到一张票，是表演系01级毕业班的话剧《天使来到巴比伦》和《罗慕路斯大帝》。于是我就在放学后狂骑了四十多分钟车来到了中戏，先去吃了一碗奶酪和一碗杏仁豆腐，但不知为何越吃心越慌。七点一刻，我们准时走进逸夫剧场，剧场内观众寥寥。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思忖着之前一个人在形容这部戏时所用的"恶搞"一词的含义。

时间已晚，宿舍已经熄灯，我便只能试着写得简短一些。先介绍一下故事梗概吧：

上帝突然要把他从虚无中制造出的美丽少女送给世界上最卑贱的人。他派天使化装成乞丐，带着美丽的女孩库鲁比来到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畔。
为了国家的福利政策，巴比伦国王化装成乞丐也来到了此地。他要找到国家中最后一名乞丐阿基，劝说他不再乞讨，转到国家税务部门供职。三名身穿乞丐服长着红胡子的人离奇地见面了。不幸的是，糊涂的天使错把库鲁比送给了自称是尼尼微的乞丐的国王。库鲁比愉快的接受了并爱上了尼尼微的乞丐。国王面对上天的礼物，他知道得到这完美的馈赠，他就不能再做国王，只能放弃王权而做乞丐，没有了王权，在他眼里就没有了一切。而拒绝这一礼物，他必将得到惩处。他掉进了无法言说和摆脱的泥潭，把一切都发泄在库鲁比身上。巴比伦被少女的美丽倾倒了，高喊着要拥戴他做王后。但得知谁要得到这礼物就必须放弃自己所有的财富去乞讨时，他们转而骂库鲁比是妖孽，要处她以死刑。可怜的库鲁比被抛弃了，只有阿基装扮成刽子手，进了王宫救出库鲁比。他们离开了巴比伦奔向了属于他们俩个人的充满阳光的世界。

先不论演员的表演功力，他们毕竟还是学生。也不去评论剧中夹杂着的所谓"恶搞"的迎合观众的成分，这是形势下的产物。单说这部戏对于现实的意义，它歌颂了崇尚自由的精神、高尚纯朴的爱情，鞭笞了集权统治的暴虐以及权利外衣内的虚伪与狡诈。细细想来，这部戏并非纯粹的"恶搞"，它还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反思的。

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爱情观。爱情永远也无法同物质或权利进行等价交换，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但在现实当中，纯粹的爱情还是否存在着？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不能享受这种纯粹的爱情？答案或许是悲观的，因为物质和权力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们每一个毛孔，我们都已经不干净了，又有什么资格去追求纯粹的爱情呢？这样说其实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我们仍然需要反思。设想自己变成剧中的国王，当面对爱情和权力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哪一样？剧中的国王是没有资格选择爱情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天使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也不无道理。他贫穷的只剩下权力，而且是高压强迫下产生的虚弱的权力。而乞丐阿基，他拥有聪明的头脑和美好的追求，他享受生活赐予他的一切美丽事物。他崇尚自由，宁死不愿充当他人的走狗。虽然地位卑微，但乞丐阿基却能不卑不亢地站在国王面前，他有勇气去追求美好的爱情，而不受外物的牵绊。当一个人在权力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时，就连爱情和上帝也拯救不了他。

需要反思的还有对待权力的态度。《辛德勒名单》中，投机商辛德勒在经历了许多事之后终于明白，真正的权力在于宽恕和仁慈。暴力管制所能引发的只能是暴力抗拒，以暴制暴，永远也没有尽头。前些日子在音像店看到了《甘地传》的DVD，便买了下来，准备过些时候看。我一直很认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我认为那应该是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必由之路。

由于时间原因，我只看了第一部，第二部《罗慕路斯大帝》开始后不久我便匆匆地离开。要说的是，一颗低下龌龊的心是无法被锦衣华服掩盖的，而善良的人往往又会被生活遗弃，但他们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写在看过《圣井》之后

Mon, 25 Jul 2005 10:26:03 GMT

    回想起来，上一次看话剧还是刚上高三的时候，在东棉花胡同里的那个逸夫剧场，看的是于娜和何炅主演的《想吃麻花现给你拧》。看过那部戏之后，我并没有太大的感触。或许是由于故事的形式过于老套，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阿拉丁神灯云云；抑或是因为自己太多的注意力被演员的外表以及灯光舞美所吸引，却遗忘了故事背后的东西。总之，那部戏同我以前看过的一样，最多只能激起短暂的快感，却缺少了些许应有的余韵。

    高三的一年便不再有什么机会走进剧场、音乐厅，甚至电影院。但文化娱乐市场并没有歇市，《麻花》又推出了第二集，陈佩斯淡出“春晚”走进了保利剧院。但一切似乎与我无关，也确实与我无关。

    现如今，又赶上了北京国际戏剧节，众多艺术家捧着大包大包的精神食粮迎着春光蜂拥而至。冬眠后苏醒的人们也如饥似渴地扑向这些食粮，大口大口地咀嚼、吮吸。就在北京这个多风的季节，我不经意地在校园的宣传栏上看到了《圣井》的海报。海报的画面有些抽象，“圣井”又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早些时候的欧洲以及宗教。所有这一切让我顿时产生了某种冲动，既而促使我来到了北兵马司，走进了这个原本陌生的小剧场。

    那天我是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剧场，天空零星地飘着雨滴，一辆救护车闪着蓝灯从北兵马司胡同拐了出来。我静静地在剧场门口等待着入场，想象着这又将是怎样的一部话剧。之前我查过与这部戏相关的资料，知道这是一部出自一百多年前一位爱尔兰剧作家的名剧。所有的演员据来自中戏表演系92级毕业班，其中的杨婷和毛孩儿我是听说过的，而其他的几位则是闻所未闻过的。难道他们仅仅想把一部创作于一百多年前的戏剧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不，这样做太冒险了，而且似乎也缺乏了些现实的意义。那么他们肯定是要改变再创作的。虽然我没有看过原版的《圣井》(The Well of the Saints)，但我的心却开始忐忑起来。虽不曾见过原貌，但我却惯性地承认了原貌的美丽，我担心这份美丽会被无情地腐蚀。

    七点，观众被准许入场。门厅（或者可称之为走廊）里只有简单的陈设，红色的基调，十几只花篮，墙上的一些剧照和海报，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很舒服。剧场的确很小，也就是《实话实说》、《鲁豫有约》这种谈话类节目演播室的大小。我在座位上坐了下来，继续着对于即将开幕的这部戏的遐想。过了一会儿，悠扬的音乐声响起，与此同时，白幕上出现了一双眼睛，造型像极了让•雅尔《Aero》专辑封面的那双眼睛，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被那双眼睛迷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突然，长若蒲扇的睫毛瞬间地开合，然后我看到了眼珠的转动——他们活了！那不再是一双静态的眼睛，而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好奇。我真的被他们迷住了。刹那间，我似乎悟到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感到忐忑，而是充满了欢喜与期待。从这双眼睛里，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即将发生的这个故事。

    七点半，终于开幕了。两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乞丐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我显得有些吃惊：天啊，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太丑了！是的，他们的确是太丑了，自始至终他们就是这样，从没有显得光鲜靓丽过。故事的内容我并不想过多赘述，演员的表演也都十分的卖力。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我感觉过得很慢，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感受。我想，大概是因为这是一部很静的剧，一部让人能够很平静地从头到尾看完的剧。当两位男女主角携所有演员一起冲向观众谢幕的时候，我感到了一股悲壮的力量。十年前的一句誓言，十年来一直不曾改变的追求让他们聚集与此。我，一个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却仿佛也能读懂他们的心境。这又是为什么？谢幕之后，毛孩儿对观众说，就在开演前的半个多小时，剧组的一位演员突然心脏病突发被救护车送到了急救中心，于是导演杨婷便用很短的时间熟悉了台词和舞蹈，顶替那位演员扮演了莫莉这个角色。随后，杨婷又对自己在剧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向观众做了道歉，而观众回馈给他们的则是更加热烈的掌声。

    回归这部剧本身，这是一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爱尔兰的戏，作者是约翰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在这之前我根本不曾听说过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国籍、他所处的年代。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这是一部富有“宗教批判”色彩的戏。如果要想更深入地理解这部戏的意义，那么就需要对作者以及他所处的环境进行了解。以下便摘录了一些：

    约翰•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一百多年前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诺贝尔获奖者叶芝、格雷格里夫人共同发起了“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共同创建了位于都柏林的“阿贝剧院”。当时整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一直围绕着阿贝剧院展开，都柏林亦成为当时欧洲的“剧都”，而约翰•辛格和另一位戏剧家奥凯西便是阿贝剧院最重要的剧作家。根据叶芝的建议，他长期在爱尔兰的阿兰群岛体验生活，通过引用鲜灵活泼、生动形象的爱尔兰乡村语言，辛格把活力、讽刺幽默与戏剧悲情搬上爱尔兰戏剧舞台。这部《圣井》就是他在岛上长期生活之后的“倾心之作”。
　　
    约翰辛格生活在一个爱尔兰历史上相当特殊的时期。一系列的重要事件诸如大灾荒、武装起义等，使爱尔兰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斗争时期，民族自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艺术家们对爱尔兰本土的神话、历史、风俗、语言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盖尔学会的成立表明了这一点，世纪之末出现的影响深远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脱胎的。1916年，抗英的“复活节起义”爆发；1921年，爱尔兰除北爱之外的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并正式获得自治权。
　　
    和他的朋友叶芝一样，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约翰辛格也是一个对宗教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在他眼中，宗教或许从来都是权利阶层争夺控制力的工具。《圣井》曾被认为是约翰辛格并不成功的作品，但这部戏在戏剧史上的立身之本及吸引人之处或许正是基于它的乡土色彩和宗教批判题材。《圣井》这部戏的批判性恰恰在于——圣徒(宗教、权力)能够救治人的伤痛(如使盲人复明)，却不知该如何教化人的心灵(如剧中盲人夫妇周围的人都不懂得如何关爱他人)。以此来影射宗教在某些领域已获得绝对权力，却不关心怎么感化和教导众生，故剧中人皆受其苦。而剧中结尾所提及的盲人夫妇“要到南方去”，亦可能是暗示剧中主人公要脱离宗教及其它当权者的控制，去往独立运动火热的爱尔兰南部诸郡。

    事实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的爱尔兰，关于宗教的争论与艺术呈现都是亘久的题材。从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到爱尔兰传播基督都及罗马文化，到1169年英国入侵和1800年被英国完全吞并，再到之后的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宗教在其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今天，因宗教纷争而起的北爱尔兰独立问题仍然引起绵延不绝武装冲突。爱尔兰国旗当中绿、白、橙三个平行相等的竖长方形便是最好的佐证，其中绿色代表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橙色代表新教及其信徒，白色象征天主教徒和新教派教徒之间永久休战、团结友爱，还象征对光明、自由、民主与和平的追求。

    以上文字是我从独立剧评人水晶《新生代话剧人的坚强与脆弱》一文中摘录出来的。这部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中国青年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否抽离了“宗教批判”与“权力批判”之后，这部戏就会显得支离破碎、苍白无力？这是否会给我们对于这部戏的解读带来很大的困难？在导演对于这部戏的处理中，我体会到一种倔强。但我不敢确定这种倔强究竟是出于原本的美好希冀，还是无奈之后的走投无路。也许两点都有，因为在现如今我们再也无法将“艺术”与“商业”二者剥离开来，更甚的，“艺术”已经和“金钱”、“权力”勾搭到了一起。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大车一届一届地开下去，每次都能如数卸下一批获奖者，但质量却不能长久保鲜。艺术特长生的考试，无非也就是看看谁的脸蛋更漂亮，谁的荷包更饱满，谁的家庭背景更厉害。近些年接连爆出的选演员、选主持人的娱乐界丑闻，更是将“艺术”亵渎得一塌糊涂。我不禁要问：艺术是什么？艺术不是是个人都能舀一勺啜饮的稀粥，不是所有人都能玩一把的扑克牌。艺术家身上不应沾满铜臭，即便是偏执，即便是孤芳自赏，他也应该是美丽的。杨婷自筹二十万演《圣井》，没有明星助阵，没有搞笑支撑，有的反而是超低价的学生票和免费的工作坊。北青报记者撰文，说“这是一部本年度最不商业的戏剧”。我把这看作是对于《圣井》的褒奖。它也许的确没有获得商业的成功，但它却取得了艺术的成功。

    没有多少人能够足够冷静地看到繁荣背后的萧条，我们能够被突然迸发的仇日情绪激起万丈豪情，却少有人关注问题的本质。为何日本要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何中国政府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我们咒骂日本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我们在“拒绝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横幅上签名的理由又是什么？很悲哀的，我发现太多的地方存在着泡沫。在新东方工作实习，我发现了出国留学的泡沫，看到了等级考试的泡沫。通过了解央行的加息政策，我更加深刻地发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各大演出的门票销售记录中，我看到了演艺市场的泡沫。更加悲痛的是，我们的爱国情绪竟也存在着泡沫。《圣井》的出现，就像是开在一片妖气十足的花园中的一朵朴素而圣洁的小白花，它使得我们躁动的心得以沉静下来，静静地聆听一个关于人性和世界的故事。

    《圣井》中马丁夫妇“失明——复明——再次失明”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启示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灵魂。马丁夫妇眼瞎时的快乐与其他无聊村民的快乐，一个是自我的快乐，是真实的；另一个是现实的快乐，也是真实的。两种快乐却印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回归心灵深处的真善美，另一种则是空虚并聊以自慰假恶丑。拥有正常的视觉、听觉、嗅觉是判断一个人健康的条件之一，但这也许也会成为扰乱我们正常思维的原因。我们的眼睛没有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偷窃、行凶、奸淫，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种种丑恶，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只能承认，有些人甚至效仿。然而如果我们看不见呢——就像马丁夫妇一样——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主人公约翰纳什总能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事物，问题并不是出在他的眼睛上，而是在于他的内心。在现实中，我们不会（至少我不相信）如同《窗户上的那张脸》（丹尼斯•迈克法兰著）中库克森那样具有某种超能力能够感知幽灵世界的事物，我们的所思所想（包括妄想）都来源于我们的心灵。世上的肮脏与丑恶污染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心灵。眼睛是渠道、是媒介，马丁夫妇眼睛看不见，这个渠道被堵死。而我们视觉正常，但为了保持心灵纯净，将眼睛弄瞎的做法自然是蠢人之举，我们需要的正是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和避恶扬善的决心。

    对于马丁夫妇的复明以及之后的再次失明，我提出了质疑：这究竟算是喜剧还是悲剧？当听说圣徒来为他们医治双眼时，马丁夫妇喜不自胜，重见光明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喜剧。但当他们真的看见了一切，发现对方一个是又瘦又矮的干瘪老头儿，另一个是蓬头垢面的丑老太婆时，他们先是半晌无语，然后发疯般地绕着圈奔跑哭喊。看到这一幕时，我的内心强烈地震颤着，我为马丁夫妇感到悲伤。马丁夫妇看见的，不仅是对方丑陋的外表，而且还有铁米的假仁假义、贪婪好色，还有莫莉外表虽楚楚动人内心却势利恶毒，还有那个所谓的圣徒，那个衣冠禽兽，借口奉行上帝的仁慈而对人进行着思想和行为的统治。以前所不曾了解的，随着他们的复明一下子全部散落下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有一个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很多人在里面睡觉，而他们马上就要灭亡。大家在睡眠中死去，毫无痛苦。但若此时有一个人要打破铁屋子，大家都被吵醒并在痛苦的状态下死去。这两种死法哪一个更好？这又让我想起前不久看过的一部西班牙电影《安乐死之谜》(Mar Adentro)。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Ramon Sampedro的西班牙人的真实故事。三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支持安乐死的斗争中，并且努力争取他自己死的权利。这时出来横加阻挠的仍然是教会，与《圣井》中的圣徒企图控制决定让瞎子马丁夫妇重见光明一样，教会以神的名义拒绝了他死的权利。之前提到过，《圣井》的立身之本及吸引人之处是基于它的乡土色彩和宗教批判题材。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宗教色彩相对不是很浓的国家里，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作品或多或少地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从而为我们对于这部戏的解读提供方便。而且在我看来，“宗教批判”也就是一种“权力批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企图束缚我们的力量无所不在，我们便要批判它。这或许正是伟大的艺术作品得以经久不衰的原因——它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丁夫妇再次失明似乎是一个必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圣水”可以暂时治愈他们的眼睛，但现实却让他们无力承受。他们是两个卑微的乞丐，但在高贵的圣徒面前，他们敢说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翻圣水，这是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但戏的结尾却让人有些伤感，他们被驱逐出境，向着内心中向往的“南方”走去。他们终究被现实的世界所抛弃，他们赢了吗？他们没赢……在一百多年前的爱尔兰，他们不能赢；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能赢吗？

    能看到这样一部戏我感到很幸运。尽管在舞美方面演员们的功力还有待提高，尽管毛孩儿的表演让人感觉像是一个“落破的绅士”而不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但所有的不足都无法掩饰整部戏剧的震撼力，它无疑是成功的。我不是戏剧界的专业人士，不敢在艺术表现力上对此剧妄加评论。但从一个普通欣赏者的角度来讲，我从这部戏中收获了很多东西，它是一部能够引人思考的、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仍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和现实意义的经典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