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谈完了理想和民主，今天要说的是革命。小学期开始之前我看了《切格瓦拉画传》，文字不多，倒是照片非常丰富。我信赖照片，不论是纪实的照片，还是故意摆姿势拍下的照片，我都信赖它们。况且，他是格瓦拉，他的面前一直都架有一台相机，抑或摄影机。他是将革命是为自己理想的人，是周身散发着浪漫主义情结的战士。因为受苦，因为不满，所以革命，革命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 

几乎可以这么说，有统治（特别是专制）就有压迫，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反抗的升级就应当是革命。统治者的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反抗，不要让反抗成就了革命。我曾说中国人只知道革命，而不知道改良。当初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地思考过。事实上，革命是发生在被统治阶级身上的，而改良是要靠统治阶级去实行的。统治阶级的人数肯定比被统治阶级的人数少得多，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制国家，被统治者虽被奉为“国家的主人”，但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仍然存在天然鸿沟。而在封建时代，被统治者与统治者更是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旦统治阶级自身建设失败或治国不利，被统治者表示反对的方式只有革命。而对于统治者（执政者）来说，由于缺乏其他党团竞争执政权，他们所作的改良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单向的一厢情愿，安抚民众，旨为防微杜渐。 

革命这东西，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旦革上瘾了，难免会发生变质。刚刚建国那会儿，革命闹得很凶，家家户户老老小小全都在革命，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中。这革命是统治者发动民众进行的，目的在于扫除残留反对势力，同时也为了加紧新中国的建设。但革着革着就有点不对劲了，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将所有的头昏脑热荒诞可怖引向了极致。 

为何要说革命？那是因为我嗅到了一股气息，那就是当下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社会，都迫切需要变革。请注意，是“变革”，而不是“革命”。但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也许只有“革命”的思维，人们喜欢用革命的方式看待和处理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慢慢地变革，但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又使得整个社会趋于浮躁，人们往往期望三下两下就能解决掉眼前的问题。“革命”的思维在蠢蠢欲动。

当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这一决定的作出，我想应当与他的儿子毛爱婴在朝鲜战场战死有关。毛泽东就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他的死对于毛泽东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先前做什么事还要为自己的儿子考虑一下，而没了后的老子做起事来便可以无所顾忌了。那么由此我就在想，中国人的革命性格，是否跟家庭中的上下辈关系会有一些联系呢？

父子关系在中西方文化中，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在中国文化里，父亲就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老子对小子不管做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与此同时，老子又都是指望孩子以后能够有所出息，只要有孩子、有后代，生活就还有希望。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相当于统治者，家里其他成员相当于被统治者，其中儿子们的地位又与其他成员不同，因为他们背负着父亲的希望。“儿子生出来就是跟老子作对的。”——儿子兼具奴隶性格和革命性格，二者此消彼长，却又相互制衡。做老子的则是刚柔并济，后代便是他心中柔软的地方。 

要说革命，在我看来，最该进行革命的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一直信奉这句话，家庭的氛围会直接影响社会的风气。由于只是思想片断，我还没有思考出完整的逻辑，只是觉得有很多东西需要颠覆。儿子并不是父亲专有的私藏品，家庭中的女人也应当是独立的女人，家庭的民主是实现整个社会民主的必要条件。

今夜思路比较乱，若有机会，改日再进行整理。

民主

 最先接触“民主”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难道会是在历史课上——那个巴黎和会之后被引入国门的“德先生”？这似乎已经无从考证，并且也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究竟在哪儿？是不是仅仅存在于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里？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造词理论突出的应当是“集中”，“民主”或许只是一个对“集中”的形容，而不是过程。 

之前看过一部关于1989年“六四事件”的纪录片，拍摄者可能是美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态度明显是反共的。抛开影片叙事中产生的政治倾向性不谈，只是去注意一下片中被采访者——“六四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言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他们口口声声倡导的“民主”，其实真的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谁都不曾得到过，谁都不曾亲历过，但我们都想追求它。学生们有的是热血，缺的是头脑，“民主”大旗刚一举起就应声倒地，仿佛从来都没有飘扬过。 

我曾经发起过一个讨论，我们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才有资格拥抱民主？一开始我认为是精神上的条件，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将某种物质基础视为民主的实现条件。只有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一个特定的高度，我们才有资格去谈论民主。然而，这样的物质基础具体又应如何定义呢？总能听到这样的言论：中国实现不了民主，一旦民主了，中国社会就乱了。但有谁能够分析出最深层次的根由呢？当年实行村委会、乡委会民主选举的时候，很多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十分的关注，认为这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性一步。可后来呢？搞了几年民主选举发现还是不行，于是赶紧收手，民主从基层落实的计划就此宣告失败。那么，这次失败是否是由于农村基层物质水平到不到民主实现的标准呢？

美国近年来的国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急剧下降，大选投票率年年下跌，民主选举做不到真正的民主，这使得政府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有专家分析，美国人行使民主权利热情下降与生活安逸程度提高有关。远离了战争硝烟，远离了经济动荡，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个人的家庭和事业上，而对公共事业便缺乏了关心。这与之前提到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是否有产生了矛盾？ 

很早以前，在网上出现过“韩白之战”，年轻气盛的韩寒的一句“文坛是个屁”把资深作家白桦骂得关闭了个人博客。除此之外还发生了“馒头事件”，陈凯歌被无数网友骂得狗血淋头。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个时代将不再是“一言堂”的时代，没有人胆敢自封为经典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甚至有人提出，民主将最先通过手机短信、通过网络、通过博客实现。最近又发生了中央电视台《梦想中国》主持人李咏侮辱女选手事件，以及中央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黄健翔的“电话门”事件。两位当事人都为自己的行为公开道歉，后者的道歉被中央台接受，而前者的未被接受。人们仿佛一下子掌握了相当巨大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网络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可以骂李咏、骂黄健翔、骂刘心武、骂易中天，当所有这些言论汇集成潮水、汇聚成江河、汇聚成海洋，他们便不用担心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也不用担心事件的当事人可否承受，他们只是在享受“民主”带给他们的快感，一次完了还要另一次。

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六四”时候的情景，我们以“民主”的名义振臂高呼，而事实上，我们在创造它的同时又亲手将它毁灭，民主，我们一直未曾拥有…… 

前天看《今日说法》，讲的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普通铁路职工老张从城市公众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城市设计改造并几次将当地城市规划局告上法庭的故事。老张想从规划局那儿看到当初某项工程的设计调研案，而这个文件按照相关法规是应当向社会公布的，规划局以文件中含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将它提供给老张。老张以规划局侵犯其知情权为由将规划局告上法庭，但法院却因规划局并未涉及侵犯原告人身权、财产权而撤销了诉讼。这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告的是侵犯知情权，法院不受理却是因为没有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随后，专家就此进行了说明。我国法律规定，对政府事业单位提起诉讼，条件必须是它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侵犯知情权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的范围。

从以上这些我们能体会出什么呢？我们的民主究竟在哪儿？起哄架秧子行，一旦论真格的，就只能一边歇菜了。

上上个星期打球的时候把脚崴了，走不了路，只好歇在家里养伤。在那几天里看了几本书、几部片，其中《王蒙自传》是最先读完的。也许我们这代人对于王蒙这个名字大多只限于耳闻，而对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经历——就并不十分了解了。这个人的头衔，我想，第一位的应该是作家，他写作出版过很多文学作品。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青年入党，之后在团市委等单位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但至少应当算作一位党内的重要官员。如今，年逾古稀的他写下了三本回忆录，第一部命名为“半生多事”。名字起得不错，在他这前半生里，确实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自己也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

通读下来，我可以很深刻地感觉到文字背后的老道、冷峻和智慧，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它的真诚。这是一位经历过一夜成名的惊喜、毁誉参半间的彷徨、厄运突降的打击、柳暗花明后的扶摇直上和达到事业巅峰后的功成名就的老者，在行走花丛七十余载之后，轻轻掸落身上沾带的花瓣和叶子，摊开内心所有的真诚将他所经历的林林总总的事情以及从中获取的人生感悟向后辈们娓娓道来。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书写回忆录的时候，年纪大的长者确实拥有可以“倚老卖老”的强势资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欣赏着满堂的儿女子孙，回想自己的一生，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也许，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吧，而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人物，这种心情应当会更加的强烈。所以有些人会刻意地隐藏一些不光彩的事情，留给世人一个不完整却更加接近完美的人。必须承认的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在书写回忆录的时候做到绝对的坦诚，有一些事情还是会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但这并不是我们阅读的重点，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经验和启示。

最初看这本书的时候，一个网上的朋友给我留言，其中的一句话是：“王蒙这个老滑头。”看过这本书以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人活一生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活着本身真的是一种艺术。

孩子的早慧有天分的原因，另外也有家庭的原因。谈起“天才”、“神童”，人们往往想起的是科学家、艺术家，小小年纪就可以发明创造、吹拉弹唱，这就是天才。王蒙的天才似乎并不在此，虽然他在孩提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文学天赋，但从丰子恺的一幅漫画就能体会到自身的现实情况并且当机立断做下不寻常的决定，以及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各派的政治斗争，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做到这些，无疑是一个天才。我相信王蒙在为人处事上的早慧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于其家庭影响。父亲和母亲仿佛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人，他们想尽办法互相伤害，年幼的王蒙则在无数次目睹父母之间的欺骗和逃避之后学会了思考，而父亲对于王蒙的影响，无疑对他日后在文艺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蒙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结识了刘枫等党的同志。刘对于王蒙在思想信仰方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王蒙只有14岁，他的这一行为体现了什么？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些“先进”的同学们，试问他们志愿入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社会风气对于人们行为、信仰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48年，不论年龄大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由或许是一致的。少年王蒙将共产党视为无比先进的组织，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这并非是一时脑热。说大了，我觉得这是时代变化的驱动力促使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追求先进的心情是多么的真实和热烈，驱使这一切的又是什么？我认为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而这股推动力已经转化成为了一些人精神上的信仰，在他们心中长期地扎根下去。

王蒙在书中这样写道：“文学与艺术，对于我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接受它们的时候，我的投入我的激动我的沉浸，使他们成为我年轻生命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情愫。”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王蒙对于文艺的理解。文学艺术是要发挥其社会意义的，对于王蒙来说，这是比审美和娱乐更加重要的。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写作的时候后，王蒙回答说：“生命太短促，而且美丽。”是的，选择写作，出于的是一种责任。

信仰，根深蒂固无法撼动的强大信仰，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接受王蒙的信仰，并且要尝试带着与他相同的信仰去阅读这些文字。在有了这样的前提之后，我们就会对他所记录的这一切产生于普通人不一样的理解。在凭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高姿态跨入文坛之后，面对作品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面对针锋相对的各派评价，他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谦虚谨慎、虚怀若谷、沉着冷静；在遭遇毁谤身处逆境的时候，他不急不躁，通过各种办法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最终获得命运的逆转。书中对于新疆生活的记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段美好生活的热爱和眷恋。要知道，他之所以会到新疆，那是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发配到那里的啊！新婚之后两口子就人各一方，这难道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么？在新疆这个人生地不熟、想与人交流却又有语言障碍的地方生活，难道是什么令人惬意的感受么？而王蒙生活的很快乐，他接受了现实却并不安于现状。他享受着当下所拥有的，并且为改变现状、提升现状做着不懈的努力。最终，他都会成功。

王蒙始终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他相信这世上好人究竟比坏人多很多，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能有贵人相助。如果我们以一种愤青的态度看待这些，认为是单纯的官场游戏，那就有些不对了。面对作者的真诚，我们也应付出同样的真诚。好人确实比坏人多，相信这一点，始终坚定心中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

之前曾经提到的那位不知名的朋友，他留言的第二句话是这样写的：“能把做人写到文学里，这个老头不简单。”这同样是我的感受，我也能够理解他称王蒙是“滑头”的意思。在这里，“滑头”并没有丝毫贬义，而是包含着欣赏与赞叹。感谢老王，感谢他的开诚布公，他这多事的半生再次让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天分只是技巧，信仰才是终极。在面向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其实能够走得如此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