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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12 NGO岂能失灵？题记：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运动中曾有这样一幕：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行政大楼的学生，问一个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拉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拉出去。”这是一种怎样的热情和决绝？他们坚信“只要我今天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而这种信念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在新生代中——所极度缺乏的。
我一直非常推崇发动民间力量拯救人民，尽管中国历史向来是：解决民生问题必先治官。其实这二者也并不矛盾。在中国现今这种政治体制下，政府也唯有通过自律、自查的形式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但假如民间出现一些组织，施行一些政府也在做的事情，并且做得比政府要好。与此同时，公民可以在缴税给政府和捐款给民间团体二者间自由选择。事实上，这便起到了“治官”的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明了通过“开放社会”（即发展民间团体和公民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方向。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经济资本积累之后，社会资本的积累被提上日程。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开放经济”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对于此次提出的“开放社会”，我则抱有着更大的期许。
《决定》的提出让我感到欢欣鼓舞，然而目前国内社会资本的运作情况却实在让人心寒。我坚信NGO最能够维护社会的公正，但看看眼下这些NGO的现状，又不免令人唏嘘。虽说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198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确立了对社团的双重管理制度，事实上提高了社团准入的门槛。90年代是NGO的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世妇会的召开，更成为了中国NGO的转折点。但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和2005年的“颜色革命”使得政府对NGO产生了疑虑。政府忽明忽暗的态度无疑是阻碍我国NGO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双重管理体制对于社团基金会的“正名”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但我相信，民间非营利组织“准入”大门的锁已经打开，门再沉重，推开也是早晚的事。“解救‘NGO失灵’”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加强NGO的自身建设。
NGO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准入门槛过高、管制效率低下、丧失独立性沦为政府的附属、不从公众和社会需求出发而迎合媒体的需要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想谈谈NGO最初的创立理念。
西方NGO的发展有着来自文化方面的深厚积淀，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普遍的公民意识、自制观念、法制观念、契约精神、公益精神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社会中原有的公益观念也变得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下，NGO的创立理念就应当更加地贴近公众和社会的需要，通过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来获得认同。然而，公众的需要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并且媒体还在其中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角色。NGO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为理想献身、为社会公正而生存的社会组织。作为创始者，他必须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公众和社会的需要上，在判断需要时，还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说两件事：
现在炒股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以为这段时间股市行情好能赚钱，往往是找咨询、做短线。频繁的买入卖出间，证券公司赚到了大把的手续费，股民大部分也得到了一定的收益，但这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昨天一家公司刚刚停牌一小时后公布“重大事项”：前几天审计公司资产的时候遗忘了一块两万亩的土地，今天就又有一家公司称由于疏忽而导致公司总资产数额少写了两个零，这都已不再是新鲜事。散户无论怎样也拼不过庄家，境外两百亿美元非法资金撤出之后，受害的只有那些可怜的股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光州事件后的韩国，全国人民共同扶植起民族工业，每个人的利益都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有两座金矿。矿主A到达其中一座金矿之后开始雇佣矿工进行开采，将利润的一半归自己，另一半作为工钱发给矿工。渐渐地，矿工们攒够了一定数量的钱，准备结婚成家。于是矿主A就在金矿周围修建了漂亮的房屋，然后以合理的价格卖给矿工。后来，矿工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要上学、玩耍。于是矿主A又修建了学校、公园和游乐场等等配套设施，并从矿工那里收取使用费。等到金矿都挖光的时候，矿工将挣到钱的很大一部分以各种形式还给了矿主A，矿主A支出的用于基础建设的费用从矿工那里得到了补偿，更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矿主B到达另一座金矿后也雇佣矿工进行开采，却将利润的90%归自己，10%发给矿工作为工资。矿工因对工资不满经常闹事，于是矿主B就花钱筑起了一层层坚固的堡垒并雇佣了大批的警察和监工去平息事端、保障生产。等到矿挖完时，矿主B解散了所有人，自己带着钱继续到别处找矿去了。
这两座金矿，一座在旧金山，一座在巴西。中国的GDP每年在以8%-9%的速度增长，但再看看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两条路，我们在走哪条呢？
公众和社会的需要在何处？NGO的使命又应当如何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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