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今日说法》栏目报道了“武汉志愿者联盟”成员“罐子”（网名）在一次公益反扒行动后被警方传讯并以“故意伤害”为名被检察院指控的事件。“武汉志愿者联盟”是一个网名叫“手术刀”的30岁男子在互联网上创建的一个公益性组织，在周末的时候，联盟成员会集结成小组在武汉几个偷盗案件发生频率较高的公交车站进行反扒行动。去年9月24日，在一次行动中，联盟成员抓获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偷盗惯犯杨蛮。由于杨蛮在被抓时仍显得十分嚣张，联盟中的几位成员与其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事发28天之后，杨蛮离奇死亡。12月10日，包括“罐子”在内的参与当日反扒行动的四人被警方传讯。经法医鉴定，杨蛮的死亡是由于严重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及硬膜下出血，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者右脑头部包块为引发诱因”，而这个包块被疑是在9月24日的冲突中被“罐子”用甩棍击打头部产生的。但是四位当事人都否认曾经击打过杨蛮的头部，只是在他的腿和屁股上踹了几脚、打了几棍（有记者在事后对案发地周围群众的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对“罐子”刑事拘留，18天后，“罐子”被监察院批准逮捕。 

在节目结束后许久我仍然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我对公安和检察机关在事实真相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做出这种置社会效应于不顾的做法感到愤怒。这些头脑僵化的人口口声声地讲着什么“事实”、“证据”，企图以此抹煞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实在是可悲！诚然，法律的尊严需要由事实和证据维护，但是，这些衣冠楚楚的体制依附者却忘记了法制的根本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而是一种误读，说严重了，甚至是犯罪。 

公安机关自始至终没有交代给“罐子”定罪的原因。在媒体对该事件的调查中，我们得知杨蛮存在先天的脑血管畸形，这相当于随时带着一枚炸弹，随时可能因为诱发因素导致猝死，比如争吵、饮酒、斗殴、情绪激动，只要血管压力增加就可能导致血管破裂。24日冲突过后，杨蛮还在街头对联盟成员“一辈子”进行过殴打报复，此外他还有吸食毒品的习惯。警方凭什么将杨蛮的死直接与一个月前的那次冲突联系在一起？警方希望通过此举传达给世人的信息究竟是什么？“罐子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网络反扒联盟的活动都纷纷停止，大家都在静静地观望事态的发展。迫于压力，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已经将“罐子”涉嫌故意伤人一案退回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要求补充侦查。

现如今，暴力文化的影响力日渐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并将其视为一种艺术上的美。以暴治暴的思维方式也逐渐被更多的人认同，这种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中的“治人”原则发生了交合。虽然在这个事件中，“武汉志愿者联盟”的创建人“手术刀”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理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民间的这种反扒联盟中，以暴治暴的行为的确相当的普遍。所以，我们也很难对这一类群众反扒组织做一个简单的评价，即便是他们的支持者，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精神和理想层面对他们产生认同。武汉警方这一愚蠢的行为，无非是将网络反扒组织这一存在已久的群体推到了聚光灯下，当然，他们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么这一事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意义呢？ 

在我看来，这一事件能够引发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促进了人们对网络反扒这一形式的认同，而是在于它打破了警察与小偷之间的生态。一些所谓的“替天行道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否认了“法”的正确，进而企图让自己取代“法”。事实上，“法”并没有错，因为“法”是天生存在的，并不属于人治社会。在人治社会中，“法”确定了边界，而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些人企图越过“法”所制定的边界。由此说来，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的，不是权力的归属（它归谁都是一样），而是打破边界上的生态，使得“法”的边界得以明晰。 

回望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种趋势正在逐渐蔓延：“超女”掀开了中国大地的选秀热潮，昨天的“邻家女孩”无须过多的繁文缛节就有可能成为明日的天后巨星；作家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开讲《红楼梦》，扰得中国红学界鸡飞狗跳，继而又有了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无论批评者们如何叫嚣，两人的著作却长时间地霸占图书销售排行榜的高位；文学老人们苦口婆心地教导后代，却被一个名叫韩寒的毛小子喊了句“文坛是个屁”，著名作家白桦便气得让自己的博客关了张；从前名不转经转的一位女演员张钰，却因公布了几位娱乐圈大腕儿与自己的性交易录影带而名噪天下，单枪匹马挑战圈内人普遍认同的潜规则；新教育实验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首次遭到外界的公开质疑，但客观地说，华南师范大学博导黄甫全在抨击新教育实验的同时，无疑也为这支教育新力量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诸如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上海国际赛车场总经理郁知非、海欣股份总裁袁永林、舞美集团前董事长张文中等人纷纷被传召“协助调查”，“企业家出事”在数量上大幅走高，除了少数的作奸犯科，更多的其实还是源自政商关系的“原罪”之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来反观“罐子事件”，或许会增添不少理性的思考。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年代，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局限在变革本身，而是更应关注变革后的走向。前辈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但正如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评价新教育实验时所说：“搅局者可以一夜生成，建设者却不会从天而降。”我们需要敢于打破边界生态的英雄，但我们更需要在混乱中引导、建设和维护理性新秩序的智者。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7/0124/13/35JTHO6200011SM9.html

黑龙江省推行的“村村大学生”计划出现尴尬绝非个别现象，“志愿者”这一名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幌子。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志愿服务的组织（虽然这其中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而是在于缺乏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 

教育正一步步地市场化，愈发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仿佛一批批刚从教育大工厂生产出的螺丝螺母，急切地想找到一个窟窿将自己拧上去。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块钢板，虽然上面的窟窿不多，有的还没有打圆，但对于一无所知的大学生来说，先跳下去占个位又有什么错呢？坏就坏在这块板的名字叫“志愿服务”，于是就有人开始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质疑这些螺丝螺母了：怎么能如此功利地看待志愿服务呢？

诚然，大学生应当早就学会自我教育，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自我教育也需要有一个引导。团中央和教育部不能单纯指望开辟几个志愿服务项目来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在缺乏实地调研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要想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关键还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所谓思想教育，其目的不仅要让学生了解目前的就业状况，而且要让学生深刻地领悟到我国各方面发展的形势。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学了四年仍旧对自己的专业认识浅薄，更不要指望他了解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够在未来有何发展。恨不得所有人毕业之后都想留在大城市，一提到西部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穷困的经济状况；人人都对高薪望穿秋水，却很少留意职业的发展。在浮躁的空气弥漫校园之时，学生们期待能有一个洪亮的声音为他们指路，而这个声音却迟迟没有出现。 

现在我们号召青年学生要“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要求青年学生为了祖国的未来牺牲自己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就是要使得青年学生明白国家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个人的发展，二者并不矛盾。一旦有了这样的思路，我们还愁就业压力吗？我国那么多需要发展的领域，还愁容不下这些大学生？有了大方向，如何开展具体的工作，我想这就应当是各个基层团学组织应当努力思考的问题了。 

（《南风窗》2007年1月下《“村村大学生”：尴尬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