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当初决定去保利看《樱桃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想看看林兆华是如何如他所说，将契诃夫这部名剧中的“喜剧性”给提炼表现出来。第二也是想看看蒋雯丽在话剧舞台上的表现是否也如她在大银幕上的表现一样出色。当然，这两个原因比较起来，还是第一个重要。

小时候总喜欢在奶奶家大院里的“童叟乐书屋”看书。那是另一个老人自己开办的小书屋，就在传达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房间虽然不大，但里面常常坐满了孩子。书屋里的书很多，其中比较新的几本，都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于是，在小学二三年级那会儿，我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卓娅与舒拉》等很多的前苏联作品。也许，现在的孩子，一百个里面也难有一个会去碰这一类的书籍，他们会更喜欢韩寒、郭敬明，或者蒋方舟。但那时的我，却真的被这些书吸引住了。

后来上了中学，我在语文课本以及读本上读到了契诃夫的《变色龙》和《小公务员之死》，契诃夫语言的简炼以及文字间所流露出来的沉重的荒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初三那会儿受到班上某位同学的影响，懵懵懂懂地看起了一些玄奥高深的书籍。现在回过头总结一下，印象比较深的一系列作品——诸如契诃夫的短篇，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萨特的《自由之路》——似乎都在表达着一种之前提到的“沉重的荒诞”抑或“荒诞的沉重”。再往深了说，那来源于人类对于自身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惶恐。这惶恐，不是惶恐下一刻的未知，不是惶恐死亡的可怕，不是惶恐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也不是惶恐拥有着的人或事物突然间悄然远去，而是一种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的可笑的惶恐，没有理由的惶恐。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绝笔，在临死前不久，他还在不断地修改他这个最后的一个剧本。契诃夫认为《樱桃园》是一部喜剧，而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该剧以及契诃夫其他多部戏剧的导演）却认为它是一部悲剧。林兆华在谈到剧本的戏剧性时说道：“五年前这事就一直让我困惑，我琢磨出了却很难把它表达出。这次复排要尽量呈现出来。契诃夫的喜剧性绝不只是语言和情节上的，虽然里面‘没落的舅舅’、‘消沉的知识分子’、‘负债小地主’有些台词本身就好笑，但更多的是从人物性格上体现喜剧性。”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樱桃园》中有很多引人发笑的地方，而且大导还特地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以及肢体动作上对语言本身的喜剧色彩进行了放大，然而这些笑声往往以牺牲了个体人物特征为代价。可以看得出来，大导真的很尽力在做。比如后来成为樱桃园新主人的商人罗伯兴在一开始和由蒋雯丽饰演的没落贵族柳苞芙谈论樱桃园出租时的一句话：“我怎么就和他们说不明白呢？”对于这句话的处理，导演显然想要放大其中的喜剧成分。但观众所能理解或者觉察到的喜剧成分是什么？是剧中人物陷于自身矛盾难以自拔并且常常自嘲自贬的可笑？还是纯粹由于语言的表现形式而产生的喜剧效果？再比如，张译饰演的落寞知识分子特罗莫夫，不论从造型设计还是出场方式，导演都赋予了这个人物充足的喜剧色彩。喜剧色彩最明显的要数特罗莫夫和安尼雅谈情说爱的那场戏，好像浓缩了的宫廷戏，让人忍俊不禁。此外，又比如对于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的雅沙的角色处理，导演在演员的肢体语言和视觉效果上可谓是做足了文章，先是让他踉踉跄跄地抱着一个丰满的女仆，再是让他在地上爬来爬去找钱，然后猛然一直腰说道：“在屁兜里呢！”导演的苦心，确实也收到了观众们的笑声作为回报。

对于剧本内容，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讨论，再者说，值得发掘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太多。下面说说舞美。2004年这部戏是在北剧场上演的，这次是在保利剧院。按舞台硬件条件来说，保利剧院5颗星，北剧场也许最多只能得到3颗星。我不知道林兆华和易立明这一次在舞美方面做了多么大的突破，总之，我的感觉是，这戏搁保利剧院来演，似乎有些浪费。对于一般观众而言，这部戏的舞美的确非常的特别：舞台的大部分是离地五米高的铁丝网，上面还凌乱地铺着白色的粗布；舞台顶部也是白茫茫的一片，仿佛大团大团的浮云；几颗没有叶子的樱桃树树立在舞台上，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在看过林兆华近期的几部作品之后，我发现了一些几乎相同的舞美元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色彩——灰白。回想我记忆还比较深刻的几部大导的戏——白鹿原、大将军蔻流兰、盲人、哈姆雷特1990，舞台的色彩基调都是灰白。另外，除《白鹿原》以外，其他戏里好像都用到了钢铁，要么是钢铁支架，要么是铁质风扇，要么是铁丝网。灰白的颜色中间出现钢铁的色彩和质感，让我感受到一种渴望释放却被压抑和禁锢的无奈。

说到林兆华近期的一些作品，我似乎体会到了大导一些良苦的用心。在《白鹿原》中，大导启用了极具号召力的演员宋丹丹和郭达；在《大将军蔻流兰》中，大导让濮存昕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用起了有线麦克；而在《哈姆雷特1990》中，大导更是不惜牺牲莎翁语言的节奏，而且用到了手持喊话器。不管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是莎士比亚的两部名作，或是如今的这部契诃夫的《樱桃园》，其实都出不了这四个字——现实主义。然而，现实主义绝不是不苟言笑的。

好好品味大导的这句话吧：“我要把这部戏的喜剧性给提炼表现出来！”

刚才看到新浪网的一篇报道说，这部戏原名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因为种种原因而改成了现在的《大过年》。我不知道这“种种原因”是否是出于商业的考虑（我猜大概是的），但个人感觉，这样的改变实在差强人意。首先，从上座率以及赠票比例来看，易名似乎并未使其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而且我不知道国话这次为何选在了中国儿童剧场演出，实在是非常的奇怪。我一直觉得每一座剧院都有它独特的气质，儿童剧场的气质与这部戏的风格，很不一样（当然，以上这第一点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其次，剧名的改变似乎并没有连带造成内容的改变。在戏中，“过年”这一元素根本就没有得到足够的渲染，也就实在称不上是“主题”。所谓的“反差”是在观众已有认知层面上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就好像是说了句：“劳驾，借光！”而不是哭着跪下来说：“大哥，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稍微看了一下宽度上网友对于这部戏的评价，绝大多数人给了4分和5分，而我呢，也就只能给它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原因如下：

还是先说剧本。孟冰写过一些好作品，我看过的有《桃花谣》和《白鹿原》，这部《大过年》虽然号称经过了三年的打磨，而且获得了什么精品剧本奖，但总体来看，只能说：非常一般。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写实主义题材，但如果“写实”只是把现实的情况写一写，或许也只能算作是流水帐而已。剧本的切入点是正确的，三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秉承着大相径庭的价值观。第一代是老革命，思想纯洁得近乎于一根筋；第二代是所谓的“高干子弟”，都是什么长、什么总的，腰从来不疼，却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站着；第三代是“80后”，有时自我得厉害，有时又对社会甚至全人类充满了爱心和责任。这三代人价值观冲突的背后，是国家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人性的变化。的确，现在的社会，有着太多太多的冲突和矛盾。然而，话剧是有局限的，如果你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摆上舞台说一遍，其结果就是一个字——“浮”。《大过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太多的冲突，太多的矛盾，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但每一点都是蜻蜓点水，欲言又止。或许，这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写实主义”吧。

由于之前看过人艺的《知己》，在这里想要那两个本子对比着说一说。《知己》虽然讲的是明清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它也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知己》关注的是当下人际关系——特别是朋友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请注意，这一点其实就已经很大，它涉及到古今文化的差异、利益权衡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然而，整部戏其实紧紧地围绕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而这个主题就是——“士为知己者死”。顾贞观的所有行为，纳兰性德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这句话的延伸。这样，观众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接连不断地受到了同一信息的反复刺激，自然会印象深刻。既而，他就会思考，顾贞观他为何就能做到“士为知己者死”？现在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因为古人交朋友凭性情，一交就是一辈子的朋友。而现在，我们交朋友很多时候是因为利益，既然是利益，就谈不上一辈子，更谈不上为朋友死。再来看看《大过年》，作者一会儿借何二明之口嘲讽一下当今社会官僚腐败的现实情况，一会儿又让老三的女儿点点表现出“80后”矛盾共同体的属性，再后来又整出小剑这么个愤世嫉俗不择手段的“小贱”形象……这样的东西观众看的时候可能会有感同身受的过瘾感觉，甚至有人想在何二明一番慷慨陈词之后拍巴掌叫好。但是，当他们走出剧院的时候，也许他们只能这样说：“嗯，很好，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教育什么了？思考什么了？大概就说不上来了。

一部话剧，剧本是关键。以上说的这些总结起来一句话：剧本没深度。要我打分，只能给3分。

再来说说舞美和导演。布景很赞，换场也不错，灯光设计也很到位。音效也说得过去，只是音响师在放年轻时小明和老爷子的对话时，出了一些小差错。至于导演，我觉得表现也就是中规中矩。由于剧本张力有限，冲突不够（或者说冲突太多），于是导演在处理几场煽情戏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些捉襟见肘。高潮出现之前并没有足够的铺陈和渲染，而常常是出其不意。也就是当老爷子走到台前偏右的位置，我才会意识到，哦，这时候追光该亮了，到了煽情的部分了……

篇幅所限，关于导演其实还有很多可说，但我坚持认为，话剧和电影不同，最关键的是剧本而不是导演。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由于并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于是也只能勉强给个及格分：3分。

最后来说说演员。我看的这场是李建义饰演主角何光明，他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最后一场，在接到小明从机场打来的电话时，李建义的表演自然而又打动人。除此之外，当大明指责他其实也在享受特权，也在变向纵容贪污和腐败的时候，李建义充分表现出一位老革命在面对这些指责时的惊愕以及手足无措。只是有一个存疑的地方，不知道是剧本的问题，还是演员背词出现的问题。一开始何晓明（还是何二明）说何大明是国防大学的教授，可到了后面，何光明却又对周小剑说，你应该向你大舅多学习学习，他是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何大明的工作单位就从“国防大学”转到了“军事科学院”，这个变化实在有些迅猛。其他演员有个别出现了忘词或者口误的情况，倒也都可以原谅，所以在演员方面我可以给一个4分。

综上，平均一下四舍五入，只给《大过年》打个及格分，或许并不为过。

晚上的课临时取消了，于是下午的课一结束就火速从中关村赶到了朝阳文化馆。前些日子看到了《真实的谎言》的广告，立马被吸引住了。艺术总监陈嘉上，音乐总监张阳，都是牛人啊！再一看导演，发现正是《如果我不是我》的导演之一刘露，于是更加强化了想去看的冲动。今天赶上晚上没课，又得知5月1日到3日全场半价，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看呢？

1个半小时看下来，我的激情一点点被压抑，到最后已然消失殆尽。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今年目前为止最为失望的一部戏。也许是我就不该给它过高的期望，毕竟是一班年轻的创作团队，毕竟是在9个剧场演的小剧场话剧（我并非鄙视9个剧场，只是不知为什么，现在感觉这里很像一个练兵场，而非剧场），毕竟，它打了五折。

先说剧本。剧本内容不能说毫无创意，但却没有任何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是的，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台词苍白无力，情节死板僵硬。整场戏下来我没有记住里面的任何一句台词，也没有记住里面的任何一个动作。在最开始的时候，编剧只是以独白的形式介绍了人物关系，给我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主体内容，也就是整个炒作事件的策划和执行，情节推展极其之神速，原本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内容，诸如“千千”的背景介绍、利益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完全没有被提到。按说整部戏的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千千的单纯和英子以及玲姐的市侩，然而从内容上，我完全没有看到在这方面的强调。而形式也一样糟糕，没有详略的处理，没有任何的高潮，也没有视角的变化，只是非常粗陋的流水帐，丝毫无法打动人心。

再说导演。刘露实在让我大失所望，这不得不让我认为《如果我不是我》的成功百分之九十应当归功于另外一位导演周申，而刘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在剧中有两处是麦扬在地铁里假设的情景，导演在这一部分的处理极其拙劣，让人有些摸不着北。在我看来，预想和现实的处理应该有所区别，或者从演员表演形式上进行区分，或者从舞美上进行区分，这样能够帮助观众分别理解。另外，也是最让我感到拙劣的一点，就是每次的换场，特别特别的闹心。这也应该是我看过的最拙劣的换场吧，到后来我不得不在一场结束后就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强迫自己不去看台上那些跳来跳去的黑影，不去听演员高跟鞋发出的叮叮咣咣。虽然小剧场与大剧场有别，但他们真该去看看人艺在首都剧场演的所有戏的换场，光最多打在两侧，换场工作人员的动作也非常的麻利，演员走位更是不露声色。这部戏的换场莫名其妙地把背景搞得巨白无比，前面的人走来走去观众看得是一清二楚。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似乎都懒洋洋的，手底下脚底下非常的不麻利，让人看着心里起急。

不说导演了，太多诟病的地方，最后说说演员吧。表现最好的是千千的扮演者蔡铭汐，不管是台词还是动作都比较到位。其次是麦扬的扮演者苗驰，再次是英子的扮演者陈星。表现最差的是扮演画廊老板玲姐的浦莎莎，整场戏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台词说得毫无语气，更别提什么抑扬顿挫。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腔调，完全没有入戏，好像只是在完成任务。

可能是由于失望太大了吧，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戏中的音乐。按说张阳的作品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天知道张阳在这部戏的音乐上到底参与了多少的创作，投入了多少的精力。这部戏的噱头搞得还挺大，号称什么“2009年最值得期待的黑色幽默爱情惊悚话剧”。但是在我看来，它只能满足最后一个词——“话剧”，因为除了演员的服装颜色以外，这部戏并不十分的黑色；除了我自己走出剧院聊以自慰地笑了几声以外，这部戏毫无幽默可言；爱情，似乎确实出现在了戏的里面，但却似过眼云烟，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把那成为“爱情”；惊悚，或许它是指最后的抽奖环节，或许，可能，大概，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惊悚吧……

今晚要去久违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杨鸿年的童声合唱，趁着午休的工夫，把这个拖了很久的《音符往事》收个尾。看到猪的评论，说我早晚会走回文艺道路。昨天和佳伊还聊到了这个问题，也许还真没准，但前提是，我真的闲了。由于我人为设置了这样的前提，所以，可能性还真不大。

我在钟声呆了六年，结识了很多可爱的朋友，也认识了许多可敬的老师，尹老师，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我记得在我加入艺术团四年后的一天，尹老师把我们的家长叫到排练厅，非常为难地说，由于台里经费紧张，她不得不希望家长能够给予艺术团一些帮助。说完之后，她低下了头，对着所有家长和我们这些孩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记得在一次合唱排练的时候，尹老师接了一个电话。虽然她是背对着我们，但我能清楚地觉察到她身体的颤抖。放下电话，她回到了惯常的座位上，开始不住地流泪。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停了下来，静静地望着她。她努力尝试了很多次，但都没有说出声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周天，我们的一个合唱团员，出了意外，死了。那是从涉县慰问演出回来发生的事情。两个身边同龄人的突然死亡，让当时的我或多或少感觉到了命运的无常。孩子，你死去，众人为你哭泣，因为你是孩子。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如果有一天遭遇了意外，还会有多少人能真心地为我们哭泣？

忘记是从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我开始学习小提琴。当时，我所在的小学请了一个号称什么什么乐团副首席的冯老师，每周三到学校来给我们上课。一开始，报名的有二十几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就只剩下了七八个。我的水平在班上属于中等，高不成低不就，也不怎么受重视。那时候最怕冯老师让每个人单独演奏一段旋律，这会让我极其的紧张。回到家以后，我爸我妈也不会逼着我练琴，只是在每回傍晚听到楼下一个吹圆号的哥们儿开始吹起沉重的号角的时候会提醒我一下：看看人家，又开始练了。

对于学琴的经历，我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了。这大概是因为我的水平不高，在班上不太会被表扬。然而在学唱歌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表扬我，还让我领唱独唱什么的，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于是我对于声乐的迷恋越来越甚，与此同时，对于小提琴的厌恶也与日俱增。上初中以后，我就把小提琴放下了。现在想想也实在是可惜。如果当时能够坚持下来，现在还可以没事的时候自娱自乐地拉几个曲子。

在六年级的时候，我转到了另外一个合唱团，好像是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底下的一个合唱团，指导老师是吴灵芬，在合唱届也属于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但吴老师历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年里也见不到她老人家几回面。在那个合唱团唱了一段时间，录了一张CD，我就迎来了变声期。

我妈现在还总是回忆起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事情。那时候，音乐堂还没有重新装修，舞台的地板高高低低，走上去还会发出吱吱的声音。那一晚，我领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

今天，13年后，我将再次来到这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而这一次，我将像那水中的鱼儿一样，悄悄地听这些小我十几岁的孩子，愉快歌唱……（完）

据说，《知己》的剧本写了三十年，虽不知这数字是否属实，但落幕之后，确能感到有如品过三十年佳酿般的余韵悠长。应该说，这是我看的第一部人艺彻头彻尾的清装戏，或许这也是人艺历史上的首次。环顾左右，观众中有学生，有年轻的情侣，有中年人，也有拄着拐杖的老人。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人艺，一个能够让不同的人沉下心坐下来共同欣赏一部话剧的人艺。从《哗变》到《全家福》，再到如今的《知己》，任鸣导演的风格已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单看舞美和音乐，我们就能轻松地将其和林兆华和徐昂分开。而他的风格，在我看来，正是人艺秉承下来的风格。

《知己》讲的是清康熙年间，文人顾贞观为救蒙冤谪戍宁古塔的知己吴兆骞，“偷生”于相国纳兰家做教书先生，与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交契笃深。几十年过后，吴兆骞蒙召回乡。顾贞观满心欢喜去迎接，却发现自己的知己与从前已经判若两人。顾贞观痛心疾首，慨叹人生之无常，知己之难觅，继而告别相国府，落寞还乡。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读起来是多么的荡气回肠！却不知，这样的悲壮竟有多少是一厢情愿？这死是出于什么？是爱么？是恨么？是欢喜么？是叹息么？纵然都是，顾贞观也无法改变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的命运。即便是那首令听者伤心、令闻者流泪的《金缕曲》，在命运面前，也会黯然失色。“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多少的思念与离愁，都也源自“我亦飘零久”的孤寂。几十年的盼望，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是时，或许顾贞观才会明白，自己所盼望的是“知己”，而非吴兆骞。是时，“以风雅为性命，以朋友为肺腑”的纳兰性德也只能感叹：“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

另起炉灶，对于话剧本身再做些许评论。

1. 冯远征的表现很到位，突现了顾贞观文人的风骨。其他演员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然而个人认为，纳兰性德的扮演者王雷的台词功底有待提高，咬字不够饱满，特别是在有背景音乐的时候，我坐在12排，应该算是剧场的正中，仍旧有些听不清楚。

2. 我对于导演对顾贞观书写《金缕曲》的处理不敢苟同。在顾挥毫的同时，舞台背景呈现了《金缕曲》的手稿。从手稿中看出，其每一个字都是规矩的魏碑。然而此时，台上的冯远征写得却是汪洋恣肆，转瞬之间，樯橹灰飞烟灭，写出来的必然应是狂草才是。再者，顾贞观在书写《金缕曲》时，应是痛心疾首。每每写道动情之处，自应难以继续。然而冯远征手笔之大气令人叹服，整部作品一气呵成，没有半秒钟耽搁。

3. 首都剧场的设备有点让人失望。演出进行当中，不时会有零星的那么一片两片雪花从天花板落下，让人不用猜也知道整部戏会以雪景结束。刘欢的歌不错，但这音响实在差了点，放出来的效果有些嘈杂。

4. 编剧确实不容易，既要满足“纯正清装戏”的要求，又要照顾到观众的接受能力。于是，整部戏还是出现了几处文不文白不白的地方，突然蹦出来的时候，还是让观众感到有些滑稽。再有就是一些谐音上的误解。比如最后安图求徐大人算卦，徐大人让其先写一字，于是安图蘸水写了个“女”字。之后，徐大人说：“女，大凶！”（如果没有看出此句的问题，估计是由于我比较龌龊。）

好不容易赶上一个白天没有课的周六，寻思着到底应该怎么去度过。Ricky又要搬家，可能下午的时候过去帮他一下。那上午呢？要不去学琴？周日下午也没课，是不是应该赶在春天的尾巴去春个游？当初在《青春万岁》听张行唱那首《让我们看云去》，觉得那歌特别好，特别特别好……

继续接着上回的说。在钟声三年的学习之后，我进入了艺术团里的“钟声少年广播合唱团”。当时在童声合唱界有点名气的，首先当属杨鸿年指导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再应该是孟大鹏指导的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然后还有张以达指导的北京爱乐DoReMi合唱团。此外，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钟声少年艺术团的合唱团也是榜上有名的。在往后的几年中，我随团录制过很多节目，也去不同的地方参加过很多次演出。

我记得以前总去广电部东侧一层的那间录音棚录唱片。那间录音棚很大，足能够盛下一个交响乐团。印象最深的是94年底在那里录一张童谣的专辑，叫做《猪拱地》，于凯演猪，我演狗。后来我们还把这个东西编成了音乐剧，我现在还有很多当初我们演这个剧的照片。

除了《猪拱地》，我们还排过很多其他的节目，比如《小放牛》。那时候为了演出需要，还专门设计了AB角。我和金晶是A组，吴征和韩旭是B组。我还记得当初去河北涉县慰问演出的时候，团里的其他人拿我和金晶开玩笑。在欧阳大姐的撺掇下，我和金晶被拉到一个屋子里“对歌”。她连跳带唱了《天仙配》的第一句，非要让我接下一句。可我就是死活不唱，最后大家不欢而散。说到那次涉县的演出，有太多太多值得回忆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现学现卖地唱了京剧《铡美案》并且在刚唱了一句就博得了满场的喝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数百名乡亲冒着雨守在破旧的舞台前聚精会神地看我们的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让一对朴实的农村夫妇为照顾我折腾了一夜没有合眼，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的无价和爱的伟大。

从涉县回来之后，我还随团进行过很多的演出，比如每逢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国际饭店唱圣诞歌曲，唱完之后被拉到楼上的旋转餐厅美美地享受一顿大餐。再比如后来我去了中央音乐学院下面的一个合唱团，去音乐厅演出了一些节目。但所有这些演出都远远不及涉县那次对我的触动，特别是当我听说第二年黄河发大水，河北为了泄洪保北京致使我们去过的涉县王金庄乡的所有梯田被冲平，而那个与我同岁的朋友王军何再也没有给我回过信件。王金庄乡盛产花椒，在我临走之前，王军何送了我一兜子花椒。十几年过去了，他送给我的那包花椒仍旧那么香，那么让人心醉。

钟声的团长是尹老师，当初高考的时候她还专门打电话来，说如果我想报考艺术院校，她能够帮忙走走关系。后来再有机会和尹老师聊的时候，她还是对我没有选择从事文艺工作表示遗憾。其实，并没有什么遗憾或者不遗憾的。尹老师，不管我学的是什么，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在钟声的这六年的时光将是我生命中一段永久的美好回忆，每每想起时，总不禁为之动容。(未完)

昨天是我时隔多年以后以“演职人员”的身份走进剧场，不，不是剧场，而是体育馆。上个月佳伊邀请我去北航体育馆看教育台办的大型歌会《青春万岁》，之后问了我一句，你想不想上去唱唱？我说成啊，没问题。于是，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句闲扯转化成了一次邀请。之后的事情就那么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下去，我先是去见了导演，再是提前去和乐队进行了一次合练，然后是演出前的彩排，最后，我就莫名其妙地“代表所有老师”唱了那么一首——断点。

客观地说，感觉还不错。从台下观众的反应来看，我感觉我似乎是沾了“新东方”三个字的光，虽然那个天杀的主持人还在后面加上了“英语学院”四个字。舞台很宽阔，灯光很晃眼，掌声很热烈，感觉很NB。

前一天晚上下了课，我饭也没来得及吃就赶到了北京音乐厅。很久没来过这里了……想当初，这个地方再加上中山公园音乐堂，是我隔三岔五就要来的地方。许多年过去了，北京音乐厅早已经过了彻底的装修，中山公园音乐堂也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那一晚，我就是想独自来到这个久违的地方，重温一下小时候的激情和感动。

那晚是中国交响乐团08-09演出季的一次普通演出，三首交响乐，海顿，施特劳斯，还有贝多芬。我在音乐声中闭上眼睛，脑中闪过一幅幅曾经的图景……

最早的图画是关于皇城根的视唱练耳音乐班，那时候我上幼儿园。每个周六，妈妈会带着我从白石桥总站坐111路电车到沙滩下车，穿过一个农贸市场，来到吕老师的音乐班。班上都是和我同龄的孩子，大概有那么十几个。我们每一次的功课就是识谱、听音和演奏。吕老师是个很年轻的小老师，她应该算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吧。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的长相以及说话的口音和语气，以及她浅浅的微笑。下课之后，妈妈领着我再次穿过农贸市场，去卖活禽的地方买上一只鸡或者鸭子。不管是鸡还是鸭，都是用来做汤用的。到现在，我最喜欢的鸡汤做法仍旧是除了鸡以外只放生姜和木耳，因为那时候家里就是这样做的。我的印象里，那时候的鸡是论只卖的，每只十块。以前跟我妈提起过这段经历，但她说每只十块是不可能的。

后来，画面转到了北京市少年宫的独唱班，不过有些模糊。我只记得少年宫里气派的建筑，以及那座孙敬修爷爷的雕像。

之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钟声少儿艺术团。那一段经历，是我现在仍旧最为怀念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妈妈在北京晚报上看到钟声招生的消息，于是就带着我去报考。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在一起，位于南礼士路复兴门那里，离我家还真不算近。具体考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结果就是，我被录取了。在之后的三年当中，我每个周六的下午都要去艺术团，第一年学朗诵，第二年学声乐，第三年学舞蹈。一开始，我妈或者我爸会陪着我去，到后来就给我办了张月票，让我自己坐车去上课。于是，大约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每个周六的中午，我就会从家先走十几分钟来到北洼路车站，坐334、347或者360到紫竹院换114电车到木樨地，再换1、4、52或者57路到南礼士路。晚上下了课之后，再按原路返回，在北洼路车站边的小摊上买上几块钱的麻辣烫或者羊肉串，算是对自己的犒劳。（未完）

上周读完了《流血的仕途》上下册，无法不去赞叹作者涉猎之广泛，文辞之华美。对于李斯这样的一个毁誉参半且贬大于褒的历史人物，作者并没有趋炎附势地迎合主流的观点，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铺陈，尽可能地将一个有血有肉的李斯还原在读者眼前。

曾经想过一个问题，既然上帝是慈爱和公义的，为什么世上既有好人又有坏人，既有富人又有穷人，既有健全人又有残疾人？后来有一次在课上讲到disaster这个词，当时正赶上复活节前夕，我看着这个词，突然感觉到它是由dis否定前缀加上了一个Easter（复活节）。后来我在课上就讲到，灾难在一开始看来可能是一个坏事，但你要相信，大灾难之后必有大拯救，灾荒之后必有收割，死亡之后必有复活。去年，在听到天生没有四肢的Nick Vujicic的故事并且见到他本人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一切都不是徒然的。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与现实世界的黑白共存并不矛盾，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客居。人生只是客居，江湖难以归梦，纵使李斯能辅佐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却不能企望从此以后能够天下太平。

既然这样，我们还用思考么？

还是在一次上课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在主旨题和推断题上翻车，我就开始思考这背后的原因。我不敢说这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我在接触国外的一些中学生的时候，发觉他们的归纳推断能力要比中国学生弱。在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国外的孩子说啊说的说到细枝末节处，却不会去归纳什么“思想怀古”或是“忧国忧民”之情。有一次听冬吴相对论，说起了印度的佛教经典《博珈梵歌》，给了我一些启发。“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落尘埃。”到了六祖慧能这里就变成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而在传统的《佛典》当中也有这样的语句：“一砂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是人们希望走捷径的共性思维，还是在中国人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的“糊涂哲学”？我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喜欢把一些事实来回的拼凑并且陶醉于把蒙太奇画面画上箭头的感觉，难道，这就叫做艺术么？

也许很多对李斯持贬义态度的人认为李斯这个人太钻营、太有心机、太有城府。他们或许更欣赏李白，郑板桥，或者戴安娜。这些天在看Getty推荐给我的《少有人走的路》，我很认同作者在书中的一个观点：心智成熟的必要条件是思考和承担。就这点来说，毫无疑问，李斯是值得称颂的。

7点半国展校区下课，还拖堂了五分钟。8点要赶到中关村e世界上一个半小时VIP。于是，我就采用了各种并线、各种超车，以平均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穿越了北三环、八达岭高速、北四环，最终到达中关村。估计晚上也不会有人来贴条了，所以就把车随便往路边一停，抄起包就往e世界奔。风风火火地进了大门，上了电梯，却被保安拦住，说什么要登记。我说我着急赶课，回头再签，然后就摁了关门的按钮。没想到这位大哥居然站在门边不动了，说不登记就不让上去。这把我一下惹火了，各种烦躁一下子全都冲了上来。我用恨不得全楼都能听到的音量向他一通狂吼，而这位大哥岿然不动。这简直就让我火上浇油，我说成，是你不让我上去的啊。这家伙还紧跟了一句：“对！”我靠，我真是服了你了，成心让人不痛快。老子我还就不登记了！我气急败坏地就给楼上的学习顾问打了电话，让她下来搞定这个保安，我没工夫跟他扯蛋。小姑娘听我这语气啥都没说就赶紧跑下了楼，见到她我就一个箭步上了电梯，直达12层。

在见到学生之前，我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得到平复。幸好这个学生不是刺儿头，不然我就……

下课之后还是下楼去跟这位保安大哥道了歉，真不是我想跟你叫板，实在是没控制住情绪。想到明天早上8点半还要赶过来干它七八个小时，想到下周的今天还要这样飞车，我的心里这个愁啊……上宽度看了看其他人写的剧评，貌似对于《如果我不是我》评价都很高的样子。下个月在蜂巢剧场，这个戏会加演10场，而且搞了个什么情侣优惠活动。只要能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俩是情侣，那么就可以享受只需买一张的优惠。这个“实际行动”可以是最简单的kiss，也可以是联合表演色戒删节部分，视个人口味而定。这让我想到了中戏那儿的一个烧烤店，舌吻送牛舌。挺早之前和一个朋友去过一次，店家非要送我们牛舌，还说我俩不方便的话借用任何一个服务员也是可以的……

看到下个月开始有童声合唱了。杨鸿年和张以达，这两个曾经无比熟悉的名字带给我太多的期待和感动。有时候，真想回到那段只有歌声，只有小提琴，只有“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日子……

2005年，袁鸿在被迫关闭苦心经营了三年的北剧场之后说道：“我的理想主义撑不下去了。”虽然在北剧场关门之前，我只在那里看过四五场戏，但每每想到它的消失，仍旧让我怅然不已。当时，剧场的大老板傅若岩指责袁鸿在经营剧场的时候没有遵从商业规则。对于这一点，袁鸿大概也不置可否。在那样一个本就青黄不接的年头，他近乎于疯颠地持守着心中无法割舍的理想。在一些人心中，他是独孤求败的英雄。然而在最后一刻，他却无法以虽败犹荣的姿态接受现实。

为什么要做这么长的一个铺垫呢？那是因为在听到《如果，我不是我》的导演说他们的戏一直在亏本的时候，我先是一笑，断定他必然是在骗人。继而，当我回想起03至05年小剧场的惨淡，我有点笑不出来，我真的但愿他是在骗人。

2006年初，去人艺实验剧场看过一个戏，名字叫《到现在还没想好》。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的台阶上，那个长相青皮的黑衣男人。那一次我头一次听说了一个剧社的名字，叫做“戏逍堂”。几年之后的今天，如果你在Google搜索这个名字，你已经能够看到6万多条信息。2005年，在北剧场关张的那一年，可以说是整个小剧场最为惨淡的一年。原本靠小剧场起家的一批导演也已经功成名就，而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更为光鲜的大剧场。林兆华、田沁鑫、孟京辉……当这些人悉数退场之后，人们似乎在期待中国能够诞生一位尤金·奥涅尔。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戏逍堂出现了。

如果你最近三年关注过小剧场，你一定对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看看这些戏的名字吧：《猫年猫月》、《暗恋紫竹院》、《满城就这一棵树》、《满城全是金字塔》。不错，戏逍堂就是一样一个“恶搞”的戏剧作坊。就是这样一个让袁鸿等人所不齿的剧社，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扯淡的“大戏”，几乎每一次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我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告别了小剧场，也就是在大戏节的时候才会买几张便宜票去碰碰运气。

近一两年，戏剧市场似乎又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从一个个争相挂牌的剧场和雨后春笋般的剧社就能窥见一斑。但凡能够取得商业成功的戏，似乎都延续了戏逍堂的风格，使出浑身解数将恶搞进行到底。观众也十分的买账，并且还心甘情愿地在剧场接受演员的调戏，以此为乐，甚至以此为荣。纯粹的娱乐，成为了小剧场永恒的主题。

前不久听说在中戏旁边新开了一家民间的剧场，叫做“蓬蒿剧场”，是由一个四合院改造成的小剧场。看了看演出节目单，再联想到它的地理位置，让我竟恍惚看到了北剧场的影子。在众人争相涌入小剧场喜剧领地之时，也有一些卓尔不群的另类，也有一些谋划转型的投机分子。我承认，我这个人总有先入为主的毛病，但当我看到戏逍堂将于4月下旬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怀旧题材情感话剧《李小红》的时候，仍旧难免露出鄙夷的神色。

就像《如果，我不是我》中莫默说的，除了坚持和妥协，没有中间的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上皆为观话剧《如果，我不是我》后之感，是记之。此外，于情于理也都要推荐一把，希望有钱有闲之人也能前去观看，定会有所收获。请查看http://www.cando360.com/activity/12701.html了解剧情及票务。